当前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进入第四周，对地缘政治和世界格局产生强烈冲击和深远影响，对世界经济冲击也触及各个角落。
中东局势变化是近年来地缘冲突加剧的注脚，随之而来的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，贸易制裁和贸易禁运也接连出现。中东局势变化，将对“以法治为锚定”的世界秩序产生何种影响？局部冲突加剧，又会如何影响全球贸易争议解决？
3月26日，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，南都记者专访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主席、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曾伟雄。曾伟雄表示，美以伊战争残酷性不言而喻，也凸显了国际社会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秩序的重要性。战争带来的能源紧张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，企业应采取节能措施，更好应对地区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。
对于“去全球化”时代的判断，曾伟雄认为言之尚早。他表示，尽管有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、霸权主义，采取制裁、加征关税等贸易壁垒手段，对全球化产生了一定影响，但还没有形成去全球化趋势。
曾伟雄还表示，不管是全球经济合作，还是区域性的经济合作，法治都是根本，不能轻易放弃，要继续推行法治，首先得有追求正义的决心，希望国际社会能一起朝着这一方向努力。
谈世界局势
全球贸易规模呈上升态势，“去全球化”说法言之尚早
南都：近期，中东局势的变化引起极大关注，现在国际油价持续上涨，你觉得这可能给世界局势带来什么影响，以及会对中国带来什么影响？
曾伟雄：可以先从宏观一点来看当前中东这场战争，目前战争还未停止，造成的人员伤亡、经济损失不断上升，战争的残酷性不言而喻，这也凸显了国际社会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秩序的重要性。
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，也体现出世界已经连成一体，地区性战争会有全球范围影响，带来的能源紧张可能也要持续一段时间。我国能源结构比较多元化，石油受到冲击后，可以从其他方面补足缺口，但也有一些国家高度依赖石油能源，影响会比较大。
对我们普通公众来说，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，尽量降低对能源消耗。对企业来说，要采取一些节能措施，让绿色能源应用更广泛，可以更好应对地区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，如果企业没有做好准备，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，企业的不可持续性也会影响社会稳定。
南都：怎么看待美以、伊朗之间的冲突，最终会怎么发展？
曾伟雄：近些年，某些国家习惯用“大棒”来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从这次冲突来看，这些国家的这条路可能不一定走得通，对于以后的国际关系，他们可能会调整战略，这是向好的方面来看，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执迷不悟，持续发起战争，对于地区人员和整个人类造成的影响可能是超乎想象的。
南都：局部冲突更加频繁，全球也呈现脱钩的特点，有观点认为，我们迎来了去全球化的时代，你怎么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秩序？它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？
曾伟雄：对于“去全球化”的说法，我觉得言之尚早，尽管有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、霸权主义，采取制裁、加征关税等贸易壁垒手段，对全球化产生了一定影响，但还没有形成去全球化趋势。
我用两组数据来说明，我们知道2024年全球贸易额为33万亿美元，2025年升至35万亿美元，在关税战冲击的压力之下，贸易规模反而呈上升态势。另外，从国际航班人数来看，2025年全球国际航班乘客量首次突破50亿，也就是说国际人员往来也在增加，这两大数据足以印证还没有出现逆全球化。
不过，有些国家的措施对全球供应链的确打击比较明显，直接导致全球经济效益降低。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，将产业重新布局在本国，即使相关产业不具备竞争优势，这样的行为推高了产业成本，最终这些成本都会由消费者承担，很有可能会引发通胀问题，如果全球经济受到的影响进一步扩大，还可能引发更为棘手的经济状况。
谈法治作用
法治是经济合作根本，不能轻易放弃
南都：我们很明显能够感受到，国际局势在影响经济交流，这些年中国企业纷纷布局出海，但是会面临部分国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觉得要怎么应对？
曾伟雄：我们总说要建立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，但其实大家对规则的理解都不一样，不同地区、不同国家的理解各有不同，执行起来自然就有落差。我们一直强调要尊重法治、遵守法律，可法治的理念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落到实处，再加上各国法律体系、法律条文还有风俗习惯的差异，这些给企业出海带来的风险不可低估。
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，企业出海做尽职调查时，往往更关注政治风险，比如当地国家和政权稳不稳定，经济风险也会考虑不少，比如合作的政府或当地企业值不值得信任，但法律风险往往就被放到最后了。
我觉得要让风险管理更全面，就必须把法律风险纳入考量。企业出海，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行业层面，都要提前考虑如果出现法律问题，有没有充分的法律救济手段？要是没有，又该怎么解决？
最近国家在香港成立了国际调解院，这是个非常好的举措。因为调解的弹性是最大的，对比来看，诉讼肯定要按当地法律来，仲裁是依据双方的法律，这两种方式的法律风险都比较高，毕竟各国法律差异很大。但调解不一样，不一定非要严格按照当地或双方法律，而是会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，这对于我们做好风险管理，尤其是丰富法律风险的管理手段，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。
南都：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，法治在促进国际交往、解决国际纠纷上能发挥何种作用？
曾伟雄：法治本身就是国家之间达成协定的基础，就像作为联合国成员国，本身就有义务遵照联合国宪章行事，但现在确实有些国家没按联合国宪章来，甚至行事方式违反法治、违背国际法。法治的基础就是所有人都得遵守同一套法律规定，要是能随便选择不遵守，那是严重违背了法治精神。
现在国与国之间的规则，政治上靠联合国，经济上主要靠WTO，就这两大核心。要是这些国际机构的规则都不算数了，那全球贸易的基础就彻底没了，到时候只能做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，区域合作更别谈了。
所以说，法治太重要了，不管是全球经济合作，还是区域性的经济合作，法治都是根本，绝对不能轻易放弃。但想要继续推行法治，首先得有追求正义的决心，我还是希望国际社会能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，没人愿意看到世界回到丛林法则的时代。
谈人工智能
需评估AI幻觉风险，提前应对AI对就业的冲击
南都：这次博鳌论坛上很多嘉宾关注“人工智能”带来的风险，你怎么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？
曾伟雄：很多人都说AI是把双刃剑，这话确实没错。我个人觉得，面对新科技，首先得有开放的态度，但开放的同时，对AI应用的风险一定要做好评估，绝不能放任不管。要是滥用AI，肯定会出不少问题，比如利用AI深度伪造技术实施诈骗已经出现。
但这些都只是AI最基础的风险，AI更深层的问题是能制造各种“幻觉”。现在AI的应用，都是基于各类资料数据的投喂训练，要是有人在这些资料里掺杂大量假信息，AI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假的，所以AI的这些风险需要好好评估。
目前来看，我觉得政府、社会还有业界这三方，需要一起下功夫应对。先把社会感知到的风险、企业遇到的风险，还有政府从监管角度发现的高风险点都梳理清楚，再努力想办法去解决。
南都：很多人会担忧AI发展过快会替代一部分人的工作，进而带来就业问题？
曾伟雄：其实一些简单的、不用太多思考的工作，真的会受AI冲击，我最近看到一些媒体报道，很多生产机器人的企业，都在不停训练机器人做重复的工作，这些机器人就是准备替代人工的。所以能预见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一些简单的、重复性的工作，肯定会由机器人取代。
既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风险，那社会就该提前做准备，假设未来机器人替代了保洁员，那么他们怎么找到新的工作，能继续生活，这些都得提前想好，不能等AI真的普及了再来想办法。不过好在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走得比较靠前，据我了解，相关的政策研究已经启动，政府会认真研究怎么来保障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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